仅仅5年，沧海变桑田。
随着一份“中国特色小镇死亡名单”在网络上不胫而走，这个曾站在风口上的新型「文旅产业」，以极其无奈的方式，撕开了最后的遮羞布。
废弃的建筑、清冷的街巷、紧闭的店铺……以前有多光鲜，如今就有多惨烈。要知道，巅峰期的2017年，18个省份摩拳擦掌，相继提出创建特色小镇计划，合计总数超过1000个。
大跃进式的热闹散尽，后遗症开始显现。耗资3.5亿元的陕西西安白鹿原民俗文化村，开业当天接待游客高达12万人次，之后便下坡路走到底，不得不拆除告终。
牵一发而动全身，多米诺骨牌就此倒下。在白鹿原文化村102公里之外的和仙坊，宣布关门大吉；位于咸阳礼泉县的东黄小镇，商户纷纷撤离，沦为“空城”；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至少有100家文旅小镇处于烂尾、倒闭状态。
风风火火入场，黯然失色离场，怎一个唏嘘了得。
成功的特色小镇凤毛麟角，失败者却各有各的不幸。
大风起兮云飞扬，世事如棋局局新。
2014年10月，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强在考察“云栖小镇”时，首次提出“产业特色小镇”的概念，“特色小镇”时代正式拉开序幕。
2016年7月，“特色小镇”迎来高光时刻。住建部协同发改委和财政部正式官宣后，“特色小镇”变身改革先锋，“一号工程”、“一把手工程”等荣誉纷至沓来、炙手可热。
举国上下，为之沸腾。河北省出台《省特色小镇创建和培育标准》、四川省公布《四川省文旅特色小镇评选办法》、福建省颁发《省特色小镇小镇创建规划指引》……都以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特色小镇为目标。
与此同时，对于各类企业来说，融合文化、旅游、居住、产业等功能于一体的特色小镇，也恰好是升级的好跳板，简直不异于“天赐良机”。
于是乎，房产巨头、旅游企业、互联网公司等一哄而上，高调公开“小镇计划”，动辄百亿、千亿的投资数额，真实演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在政府和企业双向推动下，遍地开花的“特色小镇”功能定位也较为多样，主要分为历史文化型、生态旅游型和新兴产业型。
作为发起者的浙江，充分发挥带头作用，梦想小镇、基金小镇、艺术小镇等开展得风生水起。
事实上，在发展特色小镇上，杭州的优势可谓得天独厚。既有阿里巴巴、网易、华为等巨头产生足够的辐射力，巨大的需求自然要用更多的空间载体；恰好外围地区面临村庄改造，能整理出大量地块，两者一拍即合，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杭州周边能涌现出如此多的特色小镇。
但其并不具备可复制性，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中心区尚且没有集聚条件，何谈特色小镇。深谙这点的西安，在来杭州学习参观完后，默默将目光转向了优势更为明显的“民俗”上。
时任西安书记王永康多次下访到民俗村进行调研，白鹿原民俗文化村应势而生，成为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三级重点建设项目。
据媒体报道，这是一座上等的风水宝地，蓝田县城、灞河、山野田园尽收眼底。预想中，白鹿原文化村将通过仿古建筑、美食特产、传统技艺表演等形式，打造生态开发旅游一体的综合性特色度假区。
陕西省的“大动作”，让急于上马的四川看到了突破口，并决心要在体量和声势上压过一头。
总投资约20亿元的成都市成华区的龙潭水乡自带光环，不惜打上“清明上河图”的口号，野心一览无余。
珠玉在前，更多的省市感到了无形的“压力”。由于资源禀赋先天不足，很多根本不具备建设条件的地区，为了“从无到有”，打起了挖湖、造绿、扩建湿地的歪主意，硬挤进特色小镇行列。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实在想不到招的中部某省直接挂牌了个“香菇小镇”。对此,当地居民戏称，这哪是什么特色小镇，就是企业一个大的香菇生产基地而已。
先例一开,各地以农作物命名的小镇纷纷冒头：葡萄小镇、萝卜小镇、胡椒小镇、油茶小镇……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接力“报菜名”。
“小镇故事少，充满假和炒；若到小镇来，你会很难过；看似一个样，吃喝差不多。”当外地访客走进一个“某特色小镇”的地方，脑海里往往会浮现出踩坑网友们的血泪名言。
堂吉诃德式的荒诞终究难以照进现实，“特色小镇”的好日子很快到了头。
在白鹿原民俗文化村走红后，短短一年内，白鹿原影视城、白鹿仓、簸箕掌景区等扎堆开张，争抢“蛋糕”。
创新没体现出来，同质化跟风却愈演愈烈。病急乱投医，白鹿原文化村的各种迷惑性操作接踵而来，大张旗鼓地举办灯光节、风车节甚至是麻将大赛，不仅和白鹿原的文化IP没有任何关系，还将最后的路人缘消耗殆尽，一落千丈。
从2018年开始，深感不妙的投资方开始寻求股权转让，苦撑到2020年3月，白鹿原民俗村景区终于发出拆除公告，昔日繁华如幻梦般轰然坍塌。
高开低走的还有被捧上天的成都龙潭水乡，“清明上河图”的概念看似高端，其实噱头远远大于实质，还有生搬硬套之嫌。
“清明上河图”主要是以北方文化为根基，但在景区内却没有丝毫对得上的内容。园区还将12个街巷分别以《红楼梦》12钗命名，但整体建筑却又走苏州园林风格，张冠李戴，混乱无章。
仅靠东拼西凑的各种舶来品进行主题规划，却不深入挖掘成都蜀文化的独特性和历史资源，本末倒置的结果是，龙潭水乡成了“四不像”。
人流量的锐减引发一系列恶性循环，整个龙潭水乡的商家经营困难，再加上高额租金和运营成本，多数人无力续约。
开发商索性将商户告上法庭，关门停业后的龙潭水乡越发萧条，空空如也的街道上，只剩下野狗在游荡。
还有一些特色小镇则自作聪明，干脆反古味而行之，大搞洋味小镇。比如位于湖南常德的德国小镇，从汉诺威百货、黑啤酒吧、温德姆酒店等，虽然1：1高仿了德国的东西，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种刻意的“伪造”，既不符合大众审美与消费需求，又无法真正传达德国的风土人情，倒闭是必然结局。
虽高举文化的旗帜，却偏离文化本质，仅仅停留在“赚快钱”的表层思维上，是这类旅游型特色小镇倒下的根本原因。
乱象远不止表面看到的这么多，冰山一角下，另有暗流涌动。由于各地对特色小镇的土地获取方式有特殊政策，不需要经过“招、拍、挂”，大批心思活络的投资人和房地产企业，明目张胆地将签约特色小镇当成了“发财捷径”。
如今已退出舞台的白鹿原民俗文化村，在拆迁时被曝出，当初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该项目擅自占用土地，当地默许此事的领导曾被陕西省政府点名约谈。
比圈地性质更为恶劣的，是以“假小镇”，行“真地产”之实。轰动一时的河南洛阳市孟津县的“塞拉维·花海小镇”烂尾事件，便是典型。
以建材生意起家的实控人黄继伟，不仅没有特色小镇的运营经验，甚至连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也没有，就先后拿下数千亩土地，投资超10亿元。
若以规划来看，“塞拉维·花海小镇”是以“花海”为产业支撑，继而发展房地产并形成带动。但现实是，房子卖到一半，花海小镇的大片区域仍罕有花草树木的影子。
最终，黄继伟因资不抵债深陷司法纠纷，提前了结了花海小镇，讽刺的是，该项目后来经历连续拍卖，却无人参与竞拍。
无独有偶，浙江省宁波市的余姚模客小镇，同样因为过度地产化，导致资金链断裂，百亿项目被按下了休止符。
除此之外，“PPP陷阱”也是加速特色小镇搁浅的另一个重要诱因，金城集团的爆雷，就是显著案例。
所谓PPP模式，即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公共基础的建设。打着市政项目的幌子，金城集团屡屡超募、挪用、转移资金而引发兑付危机，导致多处特色小镇停摆，其中包括拟投资逾200亿元的宁波象山绿色体育竞技小镇。
从被寄予厚望到一地鸡毛，谁能想到，占了天时、地利的“特色小镇”，栽在了人祸上。
沉疴当用猛药医，“病重”已久的特色小镇，也是时候刮骨疗毒了。
2018年3月，国家发改委对已公布的特色小镇进行优胜劣汰测评，同年12月31日，全国共淘汰整改419个“问题小镇”。
2020年7月，发改委再次出手，要求各省市全面启动自查自纠。重拳之下，大批滥竽充数的特色小镇，纷纷现了形。
首先是偷用、滥用概念进行宣传。如衡阳市的“金甲梨园小镇”，实际是农业综合体项目；海口市的“太和小镇”，属于房地产小区项目，却长期名不副实，“挂羊头卖狗肉”。
其次是一些仅停留在纸面的“特色小镇”，投资运营主体长期缺失。如淮南市“剪纸小镇”、宝鸡市“功夫小镇”、临泽县“戈壁农业小镇”等，多年仍处于概念阶段，全部清理除名。
还有不少特色小镇存在违规占用情况。如大理的鸡足山禅修小镇、万年县贵澳农旅数据小镇等，皆存在非法用地行为，被双双移出创建名单，前者被收回财政部门补助的1000万元启动资金。
经历全面洗牌后，中国特色小镇建设热潮开始回落，趋于理性。特色小镇作为一种微型的产业聚集区，它的打造必须具有细分高端的鲜明特色、产城人文融合的功能特征以及集约高效的空间利用特点。
一言以蔽之，特色小镇包含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开发理念和代表的城镇化趋势，才是内核所在。
乌镇堪称标杆样板。无论是世界互联网大会，还是乌镇戏剧节，这座江南小城现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早非一般小镇可比。
同样是旅游景区，乌镇在招商过程中并不急功近利。对于业态占比及分布都有严格规定，注重与古镇定位相符及整体风貌的保护，区域功能定位清晰，基本保证一店一户，从源头杜绝恶性竞争。
最重要的是，乌镇摈弃了单纯依靠旅游业为主的发展特色，而改为采用多元化业态实现转型，顺利跻身互联网智慧产业，既有文化资源积累，又有产业作为后盾支撑，乌镇的成功，绝不是偶然。
遗憾的是，当局者迷。每个进入“特色小镇”赛道者，都曾抱着无往不利的自负，直到大败折戟，还一味怨天尤人，不甘直视自身。
所以莫再问殊途为何不同归？
因为笑到最后的，从来不会是投机者，而是真正能 “用心”之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快刀财经”（ID:kuaidaocaijing） 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