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接近尾声时，运营东京迪士尼度假区的日本东方乐园（Orien－talLand）公司在记者会上公布了当年度预计将有约511亿日元亏损的消息。受到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影响，东京迪士尼从2月末开始就一直处于长期休业的状态。7月后虽然园区陆续重新开放，但面对行业协会把游客数控制在疫情前一半以下的严格要求，公司最终还是无法扭转大局。
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东方乐园从1996年上市以来出现的这首次亏损也从侧面证明了迪士尼长久以来在日本的超高人气。事实上，早在园区宣布休业之初就有好事的媒体做过计算：即使从现在开始一直处于没有游客的状态，东京迪士尼仍然可以继续支撑2年左右才会最终倒闭。时任迪士尼全球总裁也曾在乐园开业十周年的活动上说总公司没有直接经营“东迪”可能是史上最大的决策失误。他的这个玩笑其实一语道出了“东迪”和其他迪士尼最大的区别。在世界上现有的六个迪士尼主题乐园中，只有“东迪”没有总部任何比例的持股。除了每年要给迪士尼支付一定的版权费用之外，东方乐园全权承担园区的建设和运营。这种“本土化”想必也是东京迪士尼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为成功的主题乐园之一的一大原因。但本文的关心却并不是作为一个商业典范的“东迪”，而是日本人围绕着它而展开的一系列言说。作为一个复合空间的东京迪士尼在它诞生的近40年时间里给日本研究者们提供了层出不穷的灵感。而他们的分析不仅把“东迪”变成了一个可供我们观察日本社会的新窗口，更能帮助我们在全球化仍在推进的当下重新思考权力、资本和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
战后的和平“黑船”：东京迪士尼简史
被人们概称为“东京迪士尼”的日本迪士尼度假区其实位于千叶县的浦安市。从东京站出发坐普通电车只要15分钟就能到达的“东迪”应该是所有迪士尼乐园中离市区最近的了。整个度假区又分为占地51万平方千米的东京迪士尼乐园（Tokyo Disneyland）和49万平方千米的东京迪士尼海洋(Tokyo Disney Sea)。根据2019年的数据，前者一整年迎接了1800万的游客，而后者的数字则达1460万。如果不算重复而把人次进行简单叠加的话，东京迪士尼度假区的游客总量甚至超过了美国“本家”的弗洛里达迪士尼，成为世界第一。
而要回顾“东迪”的历史，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正是在战后日本社会中美国的存在。日本学者吉见俊哉在其著作《视觉都市的地政学》中就专门开辟了一章从此入手。吉见指出，在战后初期日本民众对于美国的印象压倒性地被占领军所主导。从1950年代开始，这种直接的权力不平等逐渐被一种更为软化的文化形象所取代。而迪士尼的商业帝国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57年，著名的百货公司三越就在其位于日本桥的本店顶层设置了一个名为“快乐的王国迪士尼”的小型游乐园。得到迪士尼授权的包括旋转茶杯在内的游具成为和父母一起来购物的中产阶级孩子的最爱。次年，一档名为《迪士尼乐园》的节目正式开始在NTV电视台进行播放。
这一放送周期长达14年的栏目不仅播出最新的动画还有介绍于1955先行开业的加州迪士尼乐园等环节。这些梦幻的内容对于当时仍在“拥抱战败”的日本人来说无疑是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世界。有意思的是，吉见指出该节目最早其实和职业摔跤比赛的直播在同一时段隔周播出。而后者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日本的力士们用传统武术技能击败在体格上占优的美国选手。从而，日本在面对美国时“自卑”和“自大”的两种心态在电视这个媒介上交替出现。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渐恢复，日美关系以及迪士尼在日本的角色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借着日本成长起来的媒体产业，美国文化在杂志、书籍、电影等形式上的输出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如果说战前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来航从宏观结构上促使了日本现代化的话，那么战后的美国大众文化则在微观和日常的向度上改变了日本社会。1971年，麦当劳在日本开出了第一家分店。这种以卫生和效率为代表的标准化餐厅开始让美式生活方式成为日本人可以切实获得的物质选择。这些变化都为迪士尼乐园的最终登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1972年开始，日方代表就频繁访美争取迪士尼落户。但彼时把心力都投入到刚落成的弗洛里达迪士尼的总公司对于进军海外完全抱持消极的态度。从而，开头提到的只提供形象版权而不管经营的方式成为了两方最终达成的折中。
1981年，乐园破土动工。两年后的1983年4月15日，“东迪”正式开园。虽然东方乐园公司有着极大的热情，但起初日本社会对于乐园前景并不看好。园区周边一段时间内完全无法吸引到住宿业者的投资。毕竟在当时每年要有1000万游客—相当于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一—来访的目标在大多数人看来并不现实。但这些持消极意见的人显然是小看了迪士尼的吸引力或者说经济腾飞后日本人的消费力。开园一个多月后的5月23日“东迪”就迎来了第100万名游客。1984年4月2日，每年1000万人的目标提前两周左右达成。此后，伴随着园区附近希尔顿等高级酒店的开业以及JR东日本铁道舞滨站的新设等众多利好，“东迪”的运营就此步上了成功的轨道。迪士尼本身也逐渐沉淀为现代日本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京湾上的“异托邦”：东京迪士尼的时空策略
除了美国这个重要“他者”之外，迪士尼乐园本身所采取的空间和时间策略也是它可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吉见在书中的观点，乐园空间最重要的两个特征在于它的密闭性和平面性。首先，和其他游乐园不同，迪士尼策略性地只设置了一个入口。这确保了游客在园区内会按照管理者事先设定好的逻辑进行“回游”。同时，以交通和金钱为代表的外部媒介都被禁止入园。园内的移动工具只有游客的双脚和被迪士尼角色所包裹的覆盖范围有限的巴士等。而“东迪”直到2008年才开始在园内设置可以使用现金的自动售货机。就在不久之前，关于能否带外部饮食进上海迪士尼还成为了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在吉见等研究者看来，禁止外带等措施与其说是出于盈利的目的其效果更在于排除一切和梦幻的王国无关的物件从而让游客可以更为彻底地沉浸在乐园之中。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在选址初期日美双方都曾考虑过把乐园开在富士山脚下。但因为这一日本文化的代表太容易就把乐园内部闭合的故事性打断，最终漂浮在约等于“空白”的东京湾上的现址才被采纳。
自然，乐园空间的第二特征平面性也是为了相同的目标而服务的。吉见认为作为三维空间的主题乐园其终极目的却是实现迪士尼电影那样的“二次元化”。比如，园内几乎所有的建筑越往高层比例越会收缩。这种在动画中经常会使用的让房屋显得立体的手法在真实世界里被继续加码。更重要的是，他犀利地指出了在迪士尼内“眺望”这一视角的缺席。虽然“东迪”的象征是位于园区中心的“灰姑娘城堡”，但游客并不能真的登上这一被歪曲了比例的高塔。从而，既看不到乐园之外的现实城市也无法对园区各组成一览无余的游客能掌握的只有当下所处的游玩平面以及统辖它的童话叙事。
另一边，与这种空间策略相配合的还有迪士尼园区背后所隐藏的时间意识。在吉见写作的当时，“东迪”除去入口处的“世界市集”和可以见到迪士尼经典动画形象的“梦幻乐园”之外，主要的游乐设施分别被安置在从西到东三个主题区域：重现开拓时代美国大西部的“西部乐园”，有加勒比海盗出没的“探险乐园”，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的“明日乐园”。吉见指出这三个部分分别是美国、地球和宇宙三个空间维度上的边境/前线（frontline）。虽然不同迪士尼乐园下属的版块和名称各异，但这种基本上全球共通的区分早被各地的研究者批判。他们认为随着游客从印第安人和海盗出没的前两个区域来到“未来”时，一种包含了殖民主义的线性时间观也在潜移默化间融进了人们的思考之中。而迪士尼的这种历史进步模式其实和19世纪以巴黎和芝加哥世博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博览会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吉见在自己的文章中部分认同了这种观点，可他同样也提醒我们注意迪士尼在时间上独有的复杂性。联系到上述园区所缺失的能够俯瞰的制高点，游客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读懂这种时间的进步是一个未知数。相反的，各种年代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内共存所带来的眩晕效果或许才是让游客能够进一步放弃日常判断而陷入陶醉状态的有效装置。
迪士尼在逃空间：城市的乐园化及其转变
虽然密闭性被视为是迪士尼乐园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但显然“迪士尼式”的空间本身并没有止步于游园之内，而是逐渐开始占据其他的城市空间。正如鲍德里亚所言，迪士尼乐园的存在是一种为了掩盖全社会已经完全迪士尼化的不在场证明。
学者北田晓大在著作《广告都市东京》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详实的例证。在书中，他主要分析了日本零售业巨头西武集团是如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涩谷地区进行迪士尼式改造的。集团试图新建的Parco购物中心因为距离涩谷站有些路程从而让运营者担心无法吸引到足够的客人。而决策者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街道“主题乐园化”。北田认为这种策略又可以细分为两层。首先，传统的街道和街边市场被积极地吸收进了百货店内部。不同楼层被赋予了不同的街道主题，而每一层的店铺又会根据这些主题来进行货品的选择和摆设。由此，不怕日晒雨淋更不用担心商品质量的百货店成为了一个比日本城市中的商店街还要完美的商店街，就像在“冒险乐园”看到的鳄鱼比现实中的鳄鱼来的更为真实一样。其次，公司更把野心投射到了百货店之外的城市全体。从涩谷站周围延伸到Parco的各条道路也被按照一定的主题进行划分。比如在“西班牙坂”附近的店铺不管是装潢还是提供的食物都让人有置身马德里的错觉。而不论大楼外墙还是引导标志，只要是行人所见之处都被公司精心挑选的符合“Parco审美”的商品广告所占据。可以说，顾客一下车站就进入了一个看似开放其实早被商业资本环闭起来的主题乐园之中。和在“东迪”一样无法俯瞰内外的消费者只有主动融入其中并进行符合这一空间的消费行为才能达到沉浸式的满足。而他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口口相传的电影或展览又成为“二次广告”继续再生产出没有缝隙的消费乐园。
随着整个城市被一个个“小迪士尼”覆盖，无处可去的消费者只能—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主动—投入到没有出口的商业迷宫之中。可就像迪士尼故事没有告诉观众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之后可能会经历的满地鸡毛，看似完美的乐园型消费城市很快也迎来了新的转变。如果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迪士尼式的空间从游乐园逃窜到了城市中，那么从1990年代开始我们见证了“东迪”空间对自身的逃离和瓦解。
曾经在迪士尼做过兼职的学者新井克弥在《迪士尼的社会学》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被他称作“脱迪士尼化的东京迪士尼”现象。其中，2001年东京迪士尼海的开幕是一个最明显的指标。首先，迪士尼海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封闭自己的空间。甚至能从园内观赏东京湾和远处的城市变成了乐园的一个卖点。其次，园内打破了世界各地迪士尼为了营造家庭共乐的氛围而严格禁止的酒精贩卖。虽然各色饮品还是被起了迪士尼式的梦幻名称，但当你身处迪士尼海的餐厅内不时会有误入东京巷子里某间居酒屋的错觉。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新井评论道这些变化背后的共通原因都是因为“东迪”的主题性开始变得越发稀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迪士尼的代表性活动—欢乐大游行。新井指出在1980年代，“东迪”的游行都有着十分明确的大主题，而每个彩车和方阵又有着完整的故事设定。但1990年代之后一种混沌感却笼罩了表演队伍。不仅不是一个故事内的人物被随意安排到一辆彩车上，有些根本和迪士尼无关的形象也同时出现在表演者和观众两方的身上。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混乱却让来客体会到了全新的娱乐感。他由此提出传统的自我完结性主题在世纪之交后逐渐失去了吸引力。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发达，游客们身体和心灵的“在场”十分容易就实现分离。由此，再试图把他们困在一个由完整故事覆盖的空间内变成了不可能实现的妄想。正确的解决之道是提供尽可能多样和多量的信息源让游客个人可以从中找得到自己想要的片段进行DIY组装。比如喜欢《冰雪奇缘》的人早在网络论坛知道了“东迪”的哪个商店有艾尔莎的周边而第几辆花车又有姐妹两人的团圆场景。
同样，“东迪”这种闭合“信息茧”的破裂在实际的城市空间中也能找到对应。再回到北田晓大笔下的涩谷。一样从1990年代开始，西武的“城市广告化”策略也开始出现裂痕。虽然人们继续聚集到到涩谷，但他们的理由不再是寻找“涩谷系”的商品，而是因为涩谷有足够多的商品所以他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从涩谷站到Parco百货店的路上，建筑外墙曾经充斥的西武系固定广告牌纷纷被能实时反映流行动向的电子显示屏所取代。但这些研究者也都提醒了我们，如果要就此认为大资本试图控制城市和消费者的努力失效了的话不免有些天真。事实上，自我完结性被打破后的“东迪”相比于仍在坚持正统梦想王国的美国本家运营看似更为顺利。东京迪士尼海陆续推出的原创形象不断受到欢迎甚至转销海外，而整个园区游客的回头率和人均消费额也一直都处在上升的态势。
尾声
尽管因为疫情的原因，“东迪”首次出现了经营亏损，但运营方和市场显然丝毫没有降低对它前景的看好。重新开园后的9月28日，横跨了三个园区（再次打破完整性！）投资了近750亿日元的大改造正式开始迎接游客。此外，面积达到14万平方公里总额预估2500亿日元的新项目也将按照疫情前的计划动工。如果不把眼光限定在迪士尼，包括环球影城下属的任天堂世界，吉卜力公园，哈利·波特乐园等数个大型主题游乐项目现下也正在列岛上同时动工。在已经完成后工业转型的日本，跨国资本和本土文化又会带来什么新的消费习惯和空间实践？而普通民众的能动性甚至是反抗又将有什么不一样的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管是作为前车之鉴还是他山之石一定会给其他社会带去不一样的启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经济观察网”（eeojjgcw），作者：黄秋源